写下这个题目，我不禁想象我们祖先最早的文化活动，那个时候的乡村，肯定没有大剧院，大舞台，但文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婚丧嫁娶，生孩子，求神拜佛，迎来送往……恐怕都会有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举碗喝酒，焚香叩拜……这种形式是文化活动的原生态，应是乡村文艺的起源吧。那时舞台就在家门口，选一块空地，能容得下人表演欣赏即可。这种演出方式被称为打地摊。中国的戏曲就是从打地摊开始的。

    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初期的苏北乡村，是没有剧院的，如果有，也就只有县城一家，那时候，老百姓年关看戏，人多了怎么办，都是临时搭戏台，用几辆太平车并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后台用高粱苇泊一围即可。这种地摊式的舞台演员和观众没有隔阂距离，台上台下可以互动，融为一体，宛若一家。

    那时候，乡村的文化生活很单调，主要是听戏，后来增加了电影，少年时的我，常和乡亲们于暮晚跑上几里路到邻村看戏或看电影。那是多么幸福的享受哦。夏日，白天燥热，晚上凉爽起来，我们一群看戏看电影的青少年，看完回家，走在田间小路上，在月光下，清风中，穿过高粱棵，玉米林，豆子地，小河滩，一路谈着戏中或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好不惬意，路上还会到路边的一些树上摸知了猴，有时甚或发现丢失一对男女，察觉到一段隐秘的爱情……

    到我上中学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每个乡镇，都开始建影剧院了，也有的称之为人民会堂。这种会堂有几种用途：听戏、看电影、开大会。会堂能容下千人左右，是这个乡镇最大最有规模的建筑物了。看一个乡镇穷富，几乎从这座影剧院即可感觉出来。当时我在一个镇中学读书，偶尔会被老师带到这个镇的影剧院开大会，听报告。那是一座不错的影剧院，舞台宽大，后台畅亮。院子里有两排宿舍房，是专为来演出的剧团演员盖的。

    1978年，我被沛县文教局（那时文化和教育一家）从学校调到县剧团当编剧。当时剧团还很红火，我随着剧团几乎跑遍了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所有剧院。记得我执笔创作的一个现代戏在县人民会堂也即影剧院演出了几十场，朱王庄、鸳鸯等地的村民开着三轮车、小手扶跑几十里路到县影剧院看戏，那时戏曲确实红火。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几乎在一夜之间，戏曲被冷落了。以前剧院门口排队买票的现象不见了，当红的演员不再红火，面对流行歌舞的崛起，电视的出现，乡村的文化状况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新的选择。剧团的经济每况愈下，演员感到了危急。也许是为了生存，或感到写戏演出没有市场，我从剧团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搞群众文化。

    从搞专业文化到搞群众文化，几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乡村的文化生态。令我震惊的是，当年各乡镇如雨后春笋般立起的影剧院一下子就冷清了，而主要用于开干部大会，放电影或演戏只是偶然为之。

   与这种影剧院的冷清相比，乡村唢呐班则像雨后的春草，突然繁茂起来，这是一个令我们群文工作者不得不注重的现象。

    唢呐班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团队，乐队以唢呐为主，配以板胡、二胡、三弦、笙、鼓、锣、钹、洋琴等，演员只有几个，大戏演不得，只可演折子戏或清唱，清唱的演员一个可唱几个行当，如唱过小生，还可唱青衣花旦，只要能唱就可以唱，并显示出不凡的技艺，如同今天唱京腔的李玉刚，唱生旦均可。演出大都是打地摊，就在事主的家门口附近。

    老百姓对唢呐班很欢迎，而且非常需要，因为每个村每一年都会有些红白喜事，即婚丧嫁娶，这是必定要热闹一下的，婚事早早地就定了唢呐班，丧事也必定要请，爱好和需要就是最好的市场，唢呐班的红火是可想而知的。

    笔者家住农村，常去亲戚家喝喜酒或参加丧事，对唢呐班了解甚多，当年在剧团的一些和我熟悉的演员，有不少也屈尊到唢呐班当唱角，而乐队的一些朋友则到唢呐班参加伴奏，一个“活”下来，倒也收入颇丰。靠自己的艺术吃饭，没有人笑话他（她）们。

    时代在飞速地前进，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流行歌曲以难以阻挡的优势挤进唢呐班来了。年轻的一代和老一辈在文化欣赏上造成了隔膜和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相信他们也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慢慢磨合。新的文化状态不能仅仅看城市，更重要是要看乡村，看数亿农民群众，看在农民家门口地摊上繁荣昌盛的各类文化艺术，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乡村文化从打地摊始，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最终又回归到地摊上来，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回归地摊，我认为就是回归地气，回归群众，回归老百姓的生活审美感情，和农民群众的心联系得更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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